摘要

  《天龍八部》規模龐大,人物眾多,在佈局剪裁方面有許多地方似乎不甚嚴謹。其實如果捨棄寫實文類所服膺的亞理斯多德式密合結構觀,按照傳奇文類的特性來解釋,《天龍八部》的多線敘事較接近中世紀歐洲騎士傳奇與後來的傳奇史詩,自然不必遵守水平方向的敘事統一。歐洲傳奇的典型是「垂直透視」,也就是以意義的掩映重疊為中心,不重邏輯次序與水平連接。《天龍八部》在細節上不完全符合這個典型,而是透過人物意義的缺少發展,以及因此產生的,不合情理的突兀情節來架構另一個整體觀照的意義層次,產生「垂直透視」,同時也形成追求與拖延兩個層次同時存在,在等待、偏離中成就目標的傳奇結構。

  佛經裡面的「天龍八部,人非人等」總是齊聚在佛前聽法,但是在有漏世界裡,他們仍舊各為不同的物類,成就佛法的途徑也各各不同。八種神道的獨立或孤立可以顯示,《天龍八部》的文化理想不在普遍化的道德自覺或同理心,而是在承受物類之身,面對物類本身不落常情常理的根本面,接受物類可以有絕對自主,非他人甚至也非自己所能臆測的選擇,並基於「異理心」,對其中不合常情常理的愚癡愛著寄予同情。佛經所說的無緣慈悲雖有願求卻無所攀緣,正是透過異理心的發揚來保存對象的特殊性,在超越特殊性的層次向平等溝通開放。《天龍八部》堅持人物癖性,對欲望驅力的自動反覆存而不化,使情節本身的現實性、合理性脫落於意義之外,形成兩截式的意義結構。本文以無崖子佈下的珍瓏棋局為例,說明其中產生許多敘事不合理之處,其實是因為書中其他部分的意義框架不斷滲入、干擾,沒有一個分離的「頂層」觀點就無法解釋得周全。這就是「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另外,段延慶發現段譽是自己的兒子,放棄對大理國帝位的主張,情節頗似英國史詩《仙后》裡無常女神向天帝朱彼德要求讓位的故事。兩個故事都呈現了正義與惡的密切關連,並且用「垂直透視」來解決惡的存在:自然含有無常的垂直對映,段譽則是段延慶的垂直對映。兩者都指向認知世界的大轉變,接近西谷啟治所說的大死,是無緣慈悲的拖延與顯現。

  按哈瑪赫對班雅民的解釋,律法的施行是宣成性動作,純粹暴力或毀法暴力則是開成性動作,是成立各種宣成動作,同時也超乎其外,可以中斷或取消律法的力量。從無緣慈悲的觀點看,段譽的不入俗緣包孕、安置了虛竹與蕭峰的入世意義。從暴力與權力的觀點看,段譽處於毀法暴力的核心,是脫序可能性的顯露點,而虛竹對執法暴力的堅持與蕭峰對制法暴力的駕馭與克服各以不同的方式維持了敘事秩序,緩和了直接面對毀法暴力的壓迫感。所以段譽的福報不能單純的用「傻人有傻福」之類的說法來解釋,而是顯示出敘事過程在淺顯的層次從俗,在隱密的層次歸真。只有這樣看,我們才能回歸傳奇結構的文類特性,掌握意義的多重疊覆,了解到《天龍八部》含有對權力的純粹形式的理解與批判,已經超出律法的斡旋而隱隱指向毀法暴力。

 俗不定俗,俗名真俗;真不定真,真名俗真。─吉藏,《二諦義》112a

 結構不會,也不該,走上街頭。結構並不屬於 日常生活裡構成現實的種種關係,而是屬於真 實的層次。     ──Copjec 1994: 11


一

  金庸的小說《天龍八部》規模龐大,人物眾多,在敘事上轉換焦點的幅度特別大是很自然的。段譽、蕭峰、虛竹在書中不同部分分別佔有主要角色的位置、當然可以說是針對多元化內容進行敘事管理必然產生的結果。但是情節的交互迴環在這裡似乎不僅是一個佈局剪裁的問題、而是涉及人物癖性的獨立發展與不可溝通。雖然第四十一回後寫蕭峰率燕雲十八騎趕上少室山,展開蕭峰、段譽、虛竹聯手對抗群雄,丁春秋潰敗,慕容博、蕭遠山現身,無名老僧說法點化等情節,重要人物幾乎到齊,算是對全書各段落作了一大收束,但是在這場「八音繁會」的總結之後,蕭峰等三人仍將分別走向各自不同的最後結局,而慕容復、鳩摩智乃至大理段氏家族的恩怨以及遼漢之爭也還有待解決。這就像佛經裡面的「天龍八部,人非人等」總是齊聚在佛前聽法,但是一旦回到有漏世界,他們仍舊各為不同的物類,成就佛法的途徑也各各不同。即使接近「廢權顯實」立場的《大佛頂首楞嚴經》卷六也透過觀世音菩薩的自敘肯定物類的特殊性:

 若有諸天,樂出天倫,我現天身而為說法,令 其成就。若有諸龍,樂出龍倫,我現龍身而為 說法,令其成就。……若諸非人,有形無形, 有想無想,樂度其倫。我於彼前皆現其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129a)

這裡的意思顯然是說:說法已經是第二義的溝通,身像的跨越、移轉與對映才能根本消去物類之間的距離,撐起語言層次的意義傳遞。但是身像的幻化是菩薩的神通,就世俗意義來說等於是不可能實現的終極假設,也構成語言意義的黑洞。

  要談《天龍八部》的結構,這個不同物類(在世俗意義上)終究不可溝通的原則是不可放過的重點。據說《天龍八部》代表金庸從比較狹隘的民族主義轉向「國際主義」及「和平主義」的超然觀點(陳墨1997: 239)。其實八種神道的獨立或孤立正顯示,民族間的和平不但不是建立在追求融合、同化的「熔爐」觀念上,也不能簡化成中國儒家「淨除私累」,「化成世界」的道德自覺(羅龍治1997b: 50)或普同化的「超然的同情」(溫瑞安1997: 192),而是必須以接受個別性,承認民族身像不可跨越為前提。這就是為什麼小說描寫蕭峰跨越了民族界限,卻仍然處處顯露出不願抹煞民族特殊性的消息:「只有契丹人才有蕭峰這樣的英雄」(陳墨1997: 242)。即使就善惡的界限來說,阿紫的故事的確帶有無限的同情:「凡是不解同情阿紫的人……亦
不會自覺他自己生命黑暗的痛苦」(羅龍治1997a: 43),但是如果只用「如果你是阿紫,你也會如何如何」這樣「設身處地」的同理心來為阿紫辯護,就不能真正切入阿紫的身像(總是有人會說:即使我是阿紫,我也不會或不該那樣;而另外有些人會說:如果你是被阿紫所害的人,你就會知道真正值得同情的人是誰),只有承受阿紫之身,以阿紫就是阿紫,再無其他條件的認知來面對她不落常情常理的根本面,才能接受她可以有絕對自主,非他人甚至也非自己所能臆測的選擇,而在這樣的選擇脫離道德常規,造成他人與自己的痛苦時,也才能基於「異理心」,對其中與常情常理根本「不同」的愚癡愛著寄予同情。

  如果我們把這裡的阿紫換成近年來臺灣的首號罪犯陳進興,我們就可以了解到:在閱讀動作裡極易用常情常理說明的精緻文化價值(同理心、寬恕、同情等等)在面對現實世界時是多麼脆弱(任何針對犯罪行為所作的解釋只要有一點點為罪犯「設身處地」的嫌疑,立即會招來主流輿論「將犯罪行為合理化」的無情抨擊)。這裡從相反的角度提出「異理心」的說法,並不是要否定同理心在一定的應用範圍內(通常就是在同類之間)有其文化價值,而是要指出一旦涉及絕對的惡(差異),陷入意義的黑洞,同理心往往就會變成避免面對道德矛盾的托辭;在陳進興的例子裡,罪犯選任辯護人之權根本不受主流價值肯定(罪犯或罪犯家屬的辯護律師常被冠予污名,成為「魔鬼」),因為這樣的罪犯已經「不是人」,也不得與人「同理」。另一方面,一旦陳進興成為訪談分析的對象,使「設身處地」成為可能公開傳佈的議題,罪犯「也有隱私權」卻立即被搬出來,封死黑洞(陳進興的世界)的進出口,因為相較於黑洞的絕對乖離以及把黑洞誤認為平地的危險,罪犯權利的評斷到底是較易用言語論來沖淡的問題。異理心的解釋直接承認異類之間不可溝通,至少不會落入閃避黑洞的盲點,也比較符合《天龍八部》與佛教思想的淵源。

  佛經裡把慈悲分成三種:「緣於五陰願與其樂」,「如緣父母妻子親屬」,這是眾生緣慈悲;「緣諸眾生所須之物而施與之」,「不見父母妻子親屬見一切法,皆從緣生」,這是法緣慈悲;「緣於如來」,「不住法相及眾生相」,這是無緣慈悲(《大般涅槃經》 452c)。眾生緣慈悲以人為對象,法緣慈悲以事理為對象,無緣慈悲則「無對象」(中村元1956: 105)。眾生緣慈悲是以同理心為基礎(我與對象認同),法緣慈悲已經轉向異理心,分出施與者與受施與者(法)的層次,但還只是我與對象的分離相對;到了無緣慈悲,我與對象已經隔絕不相對,卻無損於慈悲的存在,「譬如日月不作往來照明之心。以諸眾生福德力故。自行往反壞諸暗冥」(延壽
528a引),所以無緣慈悲雖無對象卻反而能「心無分別,普救一切」(陳義孝1996「三種慈悲」條)。這樣的慈悲觀念本身就形成斷裂的兩截式結構:如果慈是願使生樂,悲是願使離苦,那麼有願求卻無所攀緣,一方面是失去對象而無助於物類之間的溝通,可能成為無法落實的空談,另一方面卻也因為不攀緣而更能保存對象的特殊性,「雖觀無相,不捨大悲」(《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909c),反而在更高的層次向平等溝通開放。在《天龍八部》裡,這兩個層次的斷裂是敘事結構的基礎,也使敘事本身因為不避私累(特殊性)反而超越了張牙舞爪的「化成世界」的層次。例如段譽的北冥神功與丁春秋的化功大法在形式上沒有什麼差別,小說把兩者定位為一正一邪,原本極為勉強,直到鳩摩智因錯學少林絕技,在即將走火入魔之際卻誤打誤撞,被段譽吸去功力而留下性命,才在一個更高的層次顯示出正邪觀念的本身就是一種簡化:化功大法在能化與所化兩方面都只有功力得失、消長的單一考量,而北冥神功卻因為段譽的不求甚解而時靈時不靈,也就是「化」不去特殊情境的偶然因素,反而能各因其類,演變出種種不同的結果。

  這樣的兩截式層次分斷是歐洲文學裡寓言解釋成立多重意義的觀念基礎,卻不必然會表現為明確的寓言結構。另一方面,這裡的層次區分既然無所攀緣,自然也不會與單一層次的解釋形成衝突,而是以至柔的巧勁,容受各種對立的解釋,為種種特殊性的呈現求得安置,「為其成就」。例如陳世驤在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致金庸的信函中提到,《天龍八部》一書因為結構「稍鬆散」,「人物個性及情節太離奇」,在愛好者當中難免受到批評。而陳氏則常為之辯護:

 書中的人物情節,可謂無人不冤,有情皆孽, 要寫到盡致非把常人常情都寫成離奇不可;書 中的世界是朗朗世界到處藏著魍魎的鬼蜮,隨 時予以驚奇的揭發與諷刺,要供出這樣一個可 憐芸芸眾生的世界,如何能不教結構鬆散?這 樣的人物情節和世界,背後籠罩著佛法的無邊 大超脫,時而透露出來。而在每逢動人處,我 們會感到希臘悲劇理論中所謂恐怖與憐憫,再說句更陳腐的話,所謂「離奇與鬆散」,大概 可叫做「形式與內容的統一」罷。(1966: 2486f)

這段評論引用亞里斯多德的文學觀念,當然說得過於簡單,未必真有意思要建立一種解釋的原則。另一方面,這樣的比附卻也不見得只有「陳腐」,反而可能含有深刻的洞見,並且潛藏著一些文類區分的問題,隱約顯露出古老的西方批評觀念與《天龍八部》之間可以形成相當複雜的緊張關係。比如說,這裡的形式與內容似乎分別指的是鬆散的結構與離奇的人物情節,那麼統一指的似乎就該是鬆散與離奇的整合。但是這裡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如果鬆散與離奇具有同質性(離奇之事無所不在而無法求得條理,使敘事不得不鬆散),那麼兩者的整合應該是加倍鬆散,加倍離奇,而形式與內容之間應該也要形成鬆散,也就是離奇的關係,根本不應該是合理、統一。反過來說,如果鬆散與離奇是對立的(既然「常人常情都寫成離奇」,那麼離奇是不變的規律,是鬆散的反面),那麼形式與內容的統一指的只能是離奇壓倒鬆散,而這樣的統一本身也要克服鬆散,所以也必須以令人「驚奇」為先決條件,也就是說,要先成立不統一的鬆散關係,再用統一來壓倒不統一,但是這樣的結果片面揚升「離奇」、「驚奇」的面向,顯然只能重覆、加深小說內容所描寫的冤孽而沒有超脫可言。

  這些矛盾的產生都是因為「統一」的原則不但必須用於內容與形式兩種對象,也必須「以己之道,還施己身」,用於內容與形式之間的關係,所以陳世驤的解釋如果還能成立,顯然就必須以「形式與內容的統一」這一層次兩離內容與形式,獨立於對象之外,不受對象拘束,從而封死「自作自受」的可能為前提。這樣一來,解釋也就回歸兩截式層次分斷的整體結構,雖然講的仍舊是整合、統一,卻已經不是原先那種一氣呵成的古典式單截密合體,而是把鬆散離奇看成魍魎鬼蜮的悲苦壓抑,把藝術的統一看成朗朗世界的得救狀態的雙重解釋了。按照現代批評理論對古典觀念的引申,形式與內容不可分離「與鮮血與鮮血當中的生命不可分離一樣」,兩者「既不分別存在,也不能想像成分別存在」,評論者可以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來拆解、分析這個密合體,但是就終極價值來說,任何評論都只能以「重演」這個密合整所產生出來的,不可分割的整體經驗,使它「更豐富,更真實,更深刻」為理想(Bradley 1909: 705)。而如果上述鬆散與離奇如果要統一,就必然要以另立一個分離的觀點為前提的講法可以成立,那麼不但鬆散與離奇都是可以分別觀察的經驗,「統一」的要求顯然也不能「重演」鬆散或離奇以免變成自己的反面。所以陳世驤的評論雖然是以「陳腐」的古典密合體語言來陳述,其實卻是在最富洞見的地方「重演」了小說本身的分斷結構。在後來的評論者當中,承接這個古典解釋路線(特別是「恐怖與憐憫」背後的希臘悲劇理論)的並不乏人(如溫瑞安1997: 190ff),而小說的分斷結構似乎也頗能體現無緣慈悲的寬大,並不排斥這類來自特殊價值的文學觀,對冤孽與超脫的差別也沒有明確的堅持。一方面,各類「統派」解釋的確有許多發揮的餘地,並不會在細節的閱讀上遭遇結構性的困難;另一方面,細節解釋背後的層次分斷被排除於認知之外而成為無意識,也因為個人閱讀經驗過度密合,只能不斷「重演」自己而不能對外溝通,反而造成各種意義的歧出與不確定。

二

  但是小說畢竟是俗緣的鉤連會聚,不求甚解到底不是敘事閱讀的常規。《天龍八部》含有無緣慈悲的觀照,雖然產生了超出俗緣之外的層次而在充滿悲憫的難捨中捨離了抹煞物類特殊性的我慢,在解釋方面產生的問題卻會妨礙到文化意義的形成。也就是說,無所攀緣不能成為解釋者不作為的藉口,而是必須保留一個跨越身像、開放溝通的層次,為各類解釋者的癖性留下轉變的可能。就佈局剪裁來說,陳世驤的解釋對意義重疊的重要性還有相當深入的認知,陳世驤之後的評論者卻往往走向純粹形式的考量:有人認為《天龍八部》的多線敘事不是問題,因為其中的無數人物各有所屬,「也不難理出一個頭緒來」(吳靄儀1998: 309),甚至有人說小說的結構「嚴密已極,前後呼應十分緊密」,「在整部鉅構千絲萬縷的情節中,每項情節的接筍互應仍脈絡分明」(溫瑞安1997: 103, 106)。其實這樣的辯護(甚至問題的提法)對密合式統一的觀念毫不置疑,可以說並不能抓住解釋工作的困難點。通俗小說雖然可以有系統化的意義托寓,在敘事形式的層次來說到底並不是八股文或哲學論文;它吸引人的地方並不在起承轉合的進退合度,對稱平衡,也不在整體間架的綱舉目張,條理分明。以西方的敘事文類來說,《天龍八部》的多線敘事較接近中世紀歐洲文學裡的騎士傳奇(chivalric romance)與後來的傳奇史詩,特別是敘事結構也曾引起長期爭議的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史詩。但是在歐洲文學裡,即使是從現代讀者的角度來為傳奇辯護,重點也不在多重敘事線的穿插合度,而是透過敘事的穿插與分派產生出來的對照意義。也就是說,因為文字敘述在同一時間只能有一個對象,多線分敘其實是任何敘事文類都會碰到的問題,所以就傳奇來說,何處「接筍」、是否前後呼應等等敘事管理的細節其實只是較不重要的技術性考量;傳奇結構往往在分敘之上再產生一個交織(entrelacement)的層次,才是其特點所在:

 一個人物的故事告一段落之後我們離開他,轉 向其他人物,經過許多事件之後才接回第一段 ,而這時因為插入許多事件,使得原先人物的 心理狀態或成立意義的條件受到牽引,當他再 度出現時早已不能接回原點。不僅如此,中斷原先的敘事而插入另一段,雖然看起來是偏離了主題,就最後結果而論如果不是這乍看似乎毫不相干的,「偏離主題」的第二條敘事線加 入了某種東西,原先的敘事線根本就接不下去。(Tuve 1966: 363)

這個傳奇文學的著名解釋隱藏著不少問題(例如第二條敘事線是否純粹只是為第一條敘事線服務),這裡無法詳細討論;《天龍八部》雖然也可能找出類似意義交織的例子(如蕭峰早出場卻令人懾服,慕容復晚出場卻虎頭蛇尾所形成的對照),其實卻不十分符合這裡局部意義交織的要求。這並不是說《天龍八部》完全不同於歐洲的傳奇;它的兩截式層次分斷主要來自佛家思想(參見吳靄儀1998: 308, 314),卻符合歐洲傳奇「垂直透視」的敘事表現。所謂「垂直透視」不只是善惡、貴賤等等「道德或精神秩序的上下面向」(Macpherson 1990: 620b),而是由意義的掩映重疊所產生的表述結構:寫實文類重視邏輯次序與水平連接,關心的是如何「把我們帶進故事的結局」,而傳奇文類則喜歡「在一連串互不相關的事件中折騰挪移,似乎想要把我們帶到故事的頂層」(Frye 1976: 49f)。如果意義交織只是「垂直透視」的一種呈現方式,那麼我們就可以說《天龍八部》其實是以與意義交織幾乎完全相反的方式,透過人物意義的缺少發展,以及因此產生的,不合情理的突兀情節來架構另一個整體觀照的意義層次,產生「垂直透視」。

  這是個極重要的原則,下面我們就以無崖子佈下的珍瓏棋局為例,作較詳細的說明。大家都知道,這個棋局難倒諸大高手,是因為它像一面鏡子:「這個珍瓏變幻百端,因人而施,愛財者因貪失誤,易怒者由憤壞事。段譽之敗,在於愛心太重,不肯棄子;慕容復之失,由於執著權勢,勇於棄子,卻說什麼也不肯失勢……」(金庸1997: 7.1533)。虛竹所以能破解棋局,是因為他志在救人,對棋局本身心無繫絆,胡亂在白棋活氣處下了一子,自己擠死一大塊活棋,卻反而因易於迥旋而取得優勢,成為破解珍瓏的關鍵。這段描寫結合棋理、佛理、心理、事理等多重意義層次,也透過如實照映、無所攀緣的鏡子比喻串連了書中各有癖性的幾個主要角色,是全書敘事的高點之一,也是文學史上不可多得的精彩場面。但是仔細觀察,即使是這漾自成段落的描寫其實也不甚「統一」,而其主要原因則是書中其他部分的意義框架不斷滲入、干擾,產生了情節不能隨常理而變的現象,沒有一個分離的「頂層」觀點就無法解釋得周全。例如首先下場的段譽與蘇星河推演了十餘手棋,結果無法破解,雙方各將所下棋子撿起,「棋局上仍然留著原來的陣勢」(1521),這是一般解珍瓏的正當程序。中間慕容復試解,不由蘇星河應對而是鳩摩智代下黑棋,雖然違反遊戲規則,倒還可以說是兩人隨興,蘇星河也不拘泥;書中沒有提到慕容復下完收拾棋子,也可以說是敘事者百忙之中無暇顧及細節(虛竹看到段延慶下的一著棋與慕容復相同,怕他「重蹈覆轍」,說明了段延慶解棋之前棋盤應有恢復原狀,見1531)。到了虛竹出手,自殺大塊白子,救了即將走火入魔的段延慶,蘇星河卻問他下一手如何下,要求他非下完不可(1537),擺明了是虛竹接著段延慶下,也就是可以合兩人之力破解棋局,或者說虛竹破解的已經是無崖子的珍瓏加上段延慶已下的著手。這樣的改變可以說完全打破了段譽解棋時的遊戲規則,顯得消遙派選取新掌門的程序不夠嚴謹。

  讀者在這裡當然也可以有種種合理化的解釋:例如我們可以說虛竹自己下的一手棋是能否破解珍瓏的關鍵,其他皆是次要,或者說觀棋者本來就可以重覆前人的部份著手,或者說時間緊迫,規則可以變通等等。但是接下來段延慶以傳音入密的功夫指點虛竹下到終局,讓在場的旁觀者都以為是虛竹在下棋,顯然表示虛竹是否獨力解完珍瓏仍是重要的考量。唯一比較行得通的解釋是認定虛竹擠死自己的下法已經使段延慶先前的著手(以及蘇星河的回手)大半成為虛著,與第一手就擠死自己沒有實質上的差別;也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後來虛竹向天山童姥覆局,「當下第一子填塞一眼,將自己的白棋脹死了一大片」的矛盾(1728)。另一方面,這樣的解釋其實已經走向極端,事理上極偏僻,敘述上也需要更明確的說明。更重要的是:種種針對「邏輯次序與水平連接」來強化情節密合度的解釋都只能保守或修補敘事的條理,不能進一步彰顯情境的必然性,就像解珍瓏的人心中只看到著手如何連接,走向何種結局,反而不能像虛竹那樣,捨棄水平方向的考慮,直接用擠死自己來改寫整個棋局,「不著意於生死……反而勘破了生死」(1541)。那麼這裡解釋者是否能勘破水平面向的現實情理呢?正因為《天龍八部》遵循的是傳奇結構,這裡虛竹的遭遇含有另一個意義層次其實是顯而易見的。按虛竹所見,段延慶的著手前三輪應該與慕容復的解法相同,然後黑白雙方又下了二十餘子,這時玄難插話說:「段施主,你起初十著走的是正道,第十一著起,走入旁門,越走越偏,再也難以挽救了。」這個觀察既是由玄難說出,自然也可能含有私見,但是接下來段延慶由棋局聯想到改習旁門左道的「生平第一恨事」,心神動搖,顯然表示他的解法的確反映了他的心事,客觀來說的確是「旁門」(1533);如此虛竹解棋不但接受了段延慶這個天下第一大惡人的指引,其實一開始走的(或延續的)就已經是「旁門」。這樣的描寫具有必然性,是因為虛竹後來遇到
天山童姥,被迫連犯殺戒、淫戒、葷戒、酒戒,甚至成為靈鳩宮主人,按和尚的規矩來說的確是走入邪道。如果要繼續引申,我們甚至可以說虛竹的出身(少林寺玄慈方丈與葉二娘的「冤孽」)在這裡已經可以看出端倪。這就是意義不能輕易「化」去,不能隨常理而變的關節所在:這裡的安排可以用種種方式來改寫,使情節的發展更合理,但是就傳奇結構的要求來說,不論何種改寫都不能化去段延慶與虛竹的癖性,也就是不能化去虛竹延續段延慶的「旁門左道」,從而預先「演出」他的未來遭遇這樣的意義層次。不能化去,是因為這是傳奇文類的趣味(也算是癖性)所在,大部分讀者既然接受了珍瓏棋局的誇大虛構,其實已經樂在其中,並不會注意到棋局進行中還有種種不合理之處。如果把這一段改寫成正常合理的棋局,卻失去意義的覆蓋與掩映,反而才會令人覺得味同嚼蠟,這或許就是佛經所說的「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了(見《大般涅槃經》401b)。

  解珍瓏這一段還有一個類似的破綻值得一提,就是慕容復「執著權勢,勇於棄子,卻說什麼也不肯失勢」這樣的說法。其實就棋理來說,勢是未實現但可以透過棋形來實現的利,是落子對鄰接空目的取得能力或外圍敵子的攻擊能力,通常只有在佈局階段或中盤之初,盤面落子不多,尚有大塊空地的時候才會有是否取勢的考量。無
崖子的珍瓏擺了二百餘子,「一盤棋已下得接近完局」(1522),所以不論如何棄子,都只能在死活上與敵方交換,不可能取勢。即使這裡「不肯失勢」的「勢」可以解成別的意思(如純粹佔先),敘事者對慕容復的評語也不符合前面的敘述:慕容復所以陷入幻境,拔劍自刎,幾乎喪命,是因為鳩摩智的詰問:「慕容公子,你連我在
邊角上的糾纏也擺脫不了,還想逐鹿中原麼?」(1528)但是一方面既然盤面已經「接近完局」,珍瓏的重點是在全局各處棋塊的死活攻殺,佈局階段先佔邊角,再圖中原之分在這裡根本沒有意義;另一方面如果慕容復真的是「邊角上的糾纏也擺脫不了」,那麼他顯然沒有放棄邊角的死活(邊角易圍地而不利於發展,往邊角取勢是極
難採信的構想),後面「勇於棄子」的說法也就不能成立了。這個破綻解釋起來比虛竹的第一手棋還要困難,但是讀者通常也不會覺得有何不妥,因為這裡的重點仍然不在事件的合情合理或前後連貫,而是在慕容復的癖性既然如此,那麼珍瓏的鏡子照出來的他也就應該如此。我們甚至可以說,慕容復到最後既然倒行逆施,寧可一掌擊斃忠心的家臣包不同也要與他早就認定是「天下一害」的段延慶(1534)結盟,締結一個雙方都顯然不會遵守的約定,那麼在這段描寫裡他不論是既不敢棄子,又無能取勢,還是自認為只是不敢,其實總是無能,或者是認定還在佈子,不知已過中盤,豈不也都是在透過敘事的不連貫,預演後來他的無理與倒錯?也就是說,就算是這樣的錯誤人物闖進了這樣的錯誤敘事,其實也算是得其所哉,也符合「形式與內容統一」的要求。這樣的分斷統一自然是古典密合體的觀念萬萬不能接受的,對傳奇來說這卻是敘事條理的自虛如竹,是特殊性的存而不化,也是閱讀與解釋的樂趣所在。

  虛竹與慕容復的例子都涉及個人癖性的預演,在意義上卻不追求意義的交織,而是隔空發力,預先將人物納入固定的框架。因為有層次的分隔,這並不會造成意義的單調化或平面化。按金庸的自述,這一點大約可以用個性統一「容易加深印象」來解釋(盧玉瑩1985: 27),但是《天龍八部》裡人物的一致性其實是超越了統一閱讀印象的層次,而是透過不斷重覆人物癖性的要求,成為一種含有「支配力」的形式,與多變的內容(服膺現實原則的敘事情境)形成對抗關係(參見Frye 1976: 35),並且在頑固與變化的對峙與互動中產生解釋分歧,設立意義空間。這樣的運作與歐洲文學裡的傳奇形成有趣的對比,卻仍然暗合其基本精神。如果說歐洲傳奇的敘事過程常常突顯自我定位的不確定,只有在「『從前從前』之前與『兩人永遠快樂的生活在一起』之
後」才有固定的自我認知可言(54),那麼《天龍八部》透過超穩定的人物一致性來架構敘事過程,在一定程度上是顛倒了這個原則。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這裡所謂自我定位的不確定指的是人物定位轉換過程中的意義變化,所以其中的複雜性並不是來自心理現實或複雜的「人性」,而是由「程式化人物」到「心理原型」的擴張,往往散發出與現實主義小說人物不同的,「主體凝聚力的光彩」(Frye 1957: 304)。我們甚至可以說,歐洲傳奇的角色不重行動、事件,而是意義編派的一部分,是善惡爭戰過程中各種變化場面的「記錄器」(Jameson 1981: 112)。比較起來,《天龍八部》人物的一致性建立在特殊癖性上,雖然符合寓言體人物專一偏執的正格(Fletcher 1964),就心理反應來說反而比較接近(甚至過度接近)現實世界裡的具體個人。例如蕭峰部份前半段也是一個自我定位不確定,不知道自己是誰的故事,但是蕭峰沒有變成程式化人物或「原型」,他的個人特質與文化意義(俠義英雄、勇猛的契丹人)也始終不變,甚至可以說他的身分問題仍然是一致性太強引起的;情況與蕭峰相近的慕容復完全沒有受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猜忌,下場也完全不同,可見蕭峰的命運與他的癖性仍有相當的關係。如此說來,我們似乎可以說《天龍八部》是透過人物的頑固癖性來製造敘事內容的變化,而典型的歐洲傳奇則是透過人物典型的凝聚與擴張來突顯、引發或強化主體內部的裂變,但是兩者都含有分歧與對抗,都偏向「垂直透視」的層次分離,與單截式的寫實小說不同。就歐洲傳奇來說,不論是多線交織還是典型化的主體凝聚都是敘事過程化不掉過剩的意義,使局部意義溢出原解、顛覆人物的一致性,也就是另立層次的結果。《天龍八部》的人物癖性則是敘事過程化不掉欲望驅力的自動反覆,使情節本身的現實性、合理性脫落於意義之外,形成兩截式的意義結構。

  所以《天龍八部》的人物框架雖然頑固,它的敘事變化並不會受到影響,因為它的變化並不以人物的發展,而是以意義本身的重疊(陳世驤所說的「離奇」)為重心。如果不拘泥歐洲傳奇意義交織或人物典型化的具體表現方式,回歸多線敘事在分述之外附加意義,形成「垂直透視」的大方向,我們仍然可以說《天龍八部》比較符
合傳奇文類的基本結構而不是亞里斯多德式的統一觀。如果是這樣,那麼小說在佈局剪裁方面引起的爭議或許還是應該回到意義層次的問題來求解。也就是說,這裡的敘事所以不符合部份現代讀者的期望,必須看成是意義交疊(大體上就是人物形式與情境內容的對抗)產生的解釋分歧,而不是人物情節的編排穿插有何不妥。例如敘事的嚴謹並不能解釋段譽為什麼會在小說前段屢逢奇遇,到江南之後卻過度「嚴謹」,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淪為單戀王語嫣的跟屁蟲,在武功、性格、動作、言語方面毫無發展變化,或者慕容復為什麼聰明一世,在其父受無名僧點化之後卻倒行逆施,完全僵化為失去現實感的復國機器。反過來說,敘事的不嚴謹當然也不能解釋這種人物自動記憶、還原、回歸固定狀態的現象。這類困難其實都是對文類本身的癖性沒有認知,不能就文類本身的特殊性來看文類所導致的結果。只有承認傳奇敘事基於層次分斷的結構性偏向,雖與其他敘事類型相通卻不講求面面俱到,才能認清《天龍八部》敘事觀點超脫俗緣的所在。

三

  那麼敘事觀點的超脫如何解決人物癖性不可溝通,人世冤孽「化」不去的問題呢?這就要回到前面提過的身像跨越了。佛經講本生緣都是「過去久遠」、「無量世時」的事、其中的時空轉換都是不能用現實感去衡量的。《楞嚴經》所謂「現天身」、「現龍身」等等當然也涉及緩慢的果報與漫長的等待,幾乎沒有當世變回原身的可
能,不像阿朱的化妝術那樣,只在片刻之間就要達成目的。如果我們把傳奇敘事裡的層次分斷往前再推一步,把其中的敘事過程看成追求與拖延兩個層次同時存在,在等待、偏離中成就目標(Parker 1979: 4),那麼不論是人物典型的似立而非立還是癖性的欲化而不化,都可以說是為了終結時間而陷入時間,呼應了身像跨越未度他人先失己身的背反。但是傳奇文類所以是「充滿異質性,而且不受現實原則拘束的敘事空間」,所以能「感知不一樣的歷史節奏」,並且突破現狀,「接受奇才異能,實現改造世界的理想」(Jameson 1981: 104),正是因為跨越者的等待本來就是參與癖性,反抗常情常理的偏離,本來就含有改變認知習慣的強烈顛覆力。亞瑟王傳奇裡的騎士到處漫遊,並不否定尋找聖杯始終是唯一的終極追求,也就是偏離與成就兩個面向並行不悖。《天龍八部》裡的無名老僧也說「佛法在求渡世,武功在求殺生,兩者背道而馳,相互剋制」,但是「慈悲之念越盛,武功絕技才能練得越多」(10.2120),目標與過程在背反中也含有接合。

  如果就小說來求解,那麼段延慶的惡無可逃避,最後卻在段譽母親刀白鳳告訴他段譽其實是他兒子之後產生了現實感的大轉換,使他的惡業在等待中脫落於現實之外,以存而不化告終,是似反非反,欲渡未渡最明顯的例子。段延慶的反叛其實很像史賓色《仙后》第七卷殘篇裡無常女神(Mutabilitie)大鬧天庭的故事。無常是巨神族(Titans)的後代,當初巨神之祖將統治權讓給弟弟農神(Saturn),條件是農神必須吃掉所有子嗣,還位於兄,結果朱彼德(Jove)出生後被母親用計藏起來,逃過劫難,後來就篡位當了天帝,並且平定巨神族的反亂。無常認為自己是巨神之祖的嫡嗣,農神父子以不正當的手段取得權力,應該讓位給她,於是一路發飆,從人間打到月宮,再闖入天庭,逼得朱彼德不得不下令讓使神寫下狀紙,要求自然大神出面仲裁(Spenser 1977: 7.vi.1-35)。最後她雖然向自然大神證明天地萬物無一能逃過無常變易,所以她有資格取回帝位,自然大神卻只簡短的回覆她;雖然萬物無常,但「本態常駐無變化;歷變自體成其大」;當時間終結,萬物必將回歸正格,永駐不變,所以原告主張不能成立(vii.58)。這個判決引用了(新)柏拉圖式的理念不變說,承接了布伊覺思(Boethius)對天命的解釋,同時也回歸目標(變易的終結、永恆的到來)無限拖延的傳奇結構。段延慶的情況與無常稍有不同:他是大理國太子,因國內變亂,皇帝被弒而出逃,亂平後因為太子失蹤,只好由領導平亂的堂兄繼位(金庸1997: 2.376)。數年後他習武有成,帶傷回國,發現帝位已經傳給另一個堂兄,新皇帝「寬仁愛民,很得民心……誰也不會再來記得前朝這個皇太子。如果他貿然在大理現身,勢必有性命之憂」。這時他走投無路,幾乎失去求生意志,在絕望中遇到刀白鳳因不滿丈夫風流而捨身相就。他以為是觀音菩薩點化,遠走他方養傷,並苦練武功,成為「四大惡人」之首(10.2350-54)。後來他屢次想憑武功強行要回王位,都未成功,最後發現刀白鳳在他一次回國時懷了一個孩子,也就是即將成為太子的段譽,所以他不必復位也等於可以復位:「我雖不做皇帝,卻也如做皇帝一般」,終於解開心結,飄然而去(2384)。

  無常女神與段延慶的故事相近之處倒不完全在情節的類似,而是在兩者都呈現了正義與惡的密切關連,並且用「垂直透視」來解決惡的存在。無常得到許多禮遇(朱彼德惑於她的美色當然也有關係),她的法統主張符合當時歐洲王朝處理繼承權的慣例,自然大神也承認萬物皆受無常節制,但是她的造反卻危及整個宇宙秩序,幾乎可以視為天下第一大惡神。《仙后》這裡的處理涉及英國都鐸王朝的統治法理,呼應了政治學裡國家與暴力的弔詭關係,使得無常盲目的毀滅力「散發出某種極端邪惡的意味」(見McCabe1989: 202, 209)。段延慶雖然表現了皇室氣質,做事比較有原則,跟丁春秋甚至慕容復比起來惡性其實並不重大,但小說以他為四大惡人之首,外號「惡貫滿盈」,如果跳脫敘事是否嚴密的考量,正可以視為小說對統治權力與暴力之間的
關係表達了類似史賓色的立場。也就是說,段延慶的惡不在行事是否狠毒的層次,也不在道德是否有虧的層次,而是涉及現狀(可能是好勇鬥狠的朱彼德,也可能是大理國的好皇帝)一旦崩潰,暴力即將橫行的可能,所以是一種絕對惡,越是符合正義反而越可怕。這就是為什麼大理皇室自知理虧,卻始終沒有採取任何補救行動,讀者也不會覺得不能認同;段延慶第一次回國時自認「如果他貿然在大理現身,勢必有性命之憂」,並非沒有道理。

  另一方面,絕對惡的兩面性也打開了「垂直透視」的可能。無常女神勢力雄厚,一旦反亂,必然震動三界。但是《仙后》安排自然大神主持仲裁,其實已經含有身像的跨越,因為無常召喚季節、月令、晝夜、時辰、生死等仙職出庭作證,以為可以申明時間改變一切的原則,卻沒有看到這些變化其實都遵循一定的規律,都指向更高的旨意與規劃。史賓色用三個背反來描寫自然大神,說她「青春永駐風燭齡,常時流轉位不移,隱形藏跡見分明」(Spenser 1977: 7.vii.13),顯示自然本身已經包孕無常的身像,只是其中除了分明可見的無常表相之外還有一個「青春永駐」、「位不移」、「隱形藏跡」的層次。也就是說,自然過於玄妙而不可見,無常則是去除玄妙,能為肉眼所見的,自然的鏡中像,是凡夫俗子認知自然的唯一路徑,所以無常與自然的關係不是對立,而是同一(MacCaffrey 1976:429n),是「病中有藥」的連鎖(McCabe
1989: 206)。既然如此,自然的簡短裁決就不是絕對惡的消除(無常並沒有像反叛朱彼德的古巨神族那樣,被打入地牢,永遠不得翻身),而是向惡顯露一個異世界以及其中所含的,惡的自身像,從而成就惡的安置與異化。同樣的,段延慶的回頭也是起於自身映像的顯現:刀白鳳如何認出段延慶就是當日的乞丐,自然有可疑之處,但是她一句「天龍寺外,菩提樹下,化子邋遢,觀音長髮」,正是一種當頭棒喝式的啟示,使段延慶在絕不可能溝通的自憐、自棄情境中忽然見到一條垂直上升之路,讓他知道原來在惡的絕對孤寂中還有另外一個人知道他(或與他共有)最私密的記憶。這個「直如晴天霹靂一般」的轉變顛覆了他原來的世界,使他開始認知到另一個平行世界的存在(金庸1997: 10.2354f)。接下來的情節安排確定了段譽就是他兒子,他所反叛的對象其實已經包孕了他的身像,他與大理皇室的關係也不是對立,而是同一。

  西谷啟治認為慈悲或愛可以分成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講究待人如己的世俗道德觀,由愛自己的心(「主體自覺」)出發,產生人亦如我的同理心以及克制私欲的能力。第二個層次則是近一步否定自我,講究有人無己(也就是從克制私欲出發,引申為待人〈不可〉如己)的宗教觀點,透過捨棄自己,遷就對方(經過「大死」,變成活死人)而進入連通自他的底體(subjectum或hypokeimenon),使自我一方面不離人身,一方面則解除了人的存在方式(Nishitani 1982: 272-80)。這裡慈悲的第二個層次標舉異理心,似乎可以包括上文所說的法緣慈悲與無緣慈悲。法緣慈悲要求有彼無我,「諸眾生所須之物而施與之」,是割肉餵鷹的境界,已經不是世俗道德的同理心所能解釋,但是如果停留在自他相對的意思,這究竟還只是自我的超越提昇,不能進入底體的同一。無緣慈悲則進一步透過如來的絕對超越化使如來成為虛位,在自他隔絕,不可溝通的珍瓏死局中形成二次顛倒,在大死之後產生大活,也使異理心的兩截分斷同時浮現,成為在拖延中成就,包孕了眾生緣與法緣而同時能超乎其外的傳奇結構。只有在這個層次,自我的絕對否定與自我的絕對肯定才可以會通,有彼無我與「在萬物中見自我」也才不會相礙(277,281)。

  《天龍八部》裡的虛竹、蕭峰、段譽都經過類似大死的經驗,陷入失去自我、飄搖不定的存在狀態:虛竹成為孤兒、入逍遙派、破戒;蕭峰眾叛親離,身世成謎,又失去阿朱;段譽則是一開始就跌入無量山劍湖谷底,迷上「神仙姊姊」,成為痴人。但是三俠的失去自我並不表示他們沒有主體的自覺與「慧識」(羅龍治1997b:51),反而因為他們都表現了無心狀態而使他們的俠義行為超越有我層次的同理心,指向「譬如日月不作往來照明之心」的無緣自在。虛竹解珍瓏、救天山童姥、成為「夢郎」等等都出於無心,蕭峰陷入偵探小說式的解謎情節也非本意,段譽對六脈神劍的收發、與諸女是否為兄妹等更不能隨心所欲。另一方面,他們三人各自又都以不同的方式回歸俗緣,成為無緣慈悲的三重現身。虛竹為三十六洞洞主、七十二島島主拔除生死符
,又用生死符收服丁春秋,是回到懲惡勸善,發揚公共價值(也就是俠義)的世俗道德。蕭峰終於捨命阻止大遼攻宋,是利人濟物的大菩薩。段譽則贏得神仙美眷,自做他的皇帝,似乎脫落在公共性之外,其實他的立足點卻已經包含了虛竹的世俗價值(個人情愛),蕭峰的入世實踐(大理國施政)以及絕對惡的超越與背反(段延慶身
像的延續),指向無緣慈悲的分離與照映。所以虛竹與蕭峰的結局都是入無緣返有緣的傳奇式拖延,段譽更是拖延與實現同時浮顯,確立了整部小說善包孕惡,無我包孕有我,出世理想包孕世俗權力的分斷結構。沒有段譽,虛竹的馴順會顯得昏庸,蕭峰的高蹈也會有酷烈之嫌。有了段譽,兩人才能納入一個三緣互通的意義空間,成立底體的回互相入。

四

  班雅民把暴力分為三種:執法暴力以維繫律法為目標,制法暴力則追求以力服人,遂行意志;這兩種暴力的作用都是在設立秩序,解決紛爭,分配利益,維持俗世的生產活動與生產條件;第三種暴力則是不講條件,沒有外在目標的展演,透過暴力的立即行使來推翻、中斷生產體制與律法秩序,是以本身為目標的純粹暴力。一般以
改變生活或工作條件為目的的「政治性罷工」就是執法暴力與制法暴力的對抗,而「無產階級總罷工」則是純粹暴力的實現。前者是神話暴力的翻版,後者則體現了與神話暴力相對的,上帝的「毀法暴力」(Benjamin 1978)。純粹暴力因為沒有中介,沒有對象(不能用來謀取私利),其實已經可以視為非暴力或暴力當中的非暴力面
向。按哈瑪赫的解釋,律法的施行是宣成性(performative)動作,純粹暴力則是開成性(afformative)動作,而且在律法宣成的過程中必然已經含有開成的一面(Hamacher 1994:115)。這裡所謂宣成性,是說律法實質上並無外在規範可依而是在發為表述的過程中同時成立,而開成性則是成立各種宣成動作的可能性,同時卻超出宣成性之外,可以中斷或取消所有宣成項的力量;所以說開成性「是成立工具性、宣成性暴力的先決條件,同時也是阻止其完全成就的限制條件」(128n)。哈瑪赫所講的開成性與宣
成性的關係其實就相當於上文已經提到的,追求與拖延兩個層次同時存在的傳奇結構:開成性是純粹形式的顯現(129fn),是為所有主體力量保存開顯可能的絕對倫理,就像是西谷的底體也可以視為超出內容(人身)之外,與內容不相對卻為所有內容保存溝通可能的形式(人的具體存在的反面);而律法(主體)的內容雖然是在自
我宣述當中形成,具有穩定性、延續性,同時卻也因為要取得規範對象的認可而必須不斷追求與正義的絕對形式(也就是開成性)統一,從而因為無法完全開放,無法真正保存一切對體各自宣成的可能性而不斷拖延這個絕對形式的實現,不斷偏離普遍正義的目標。反過來說,也只有形式與內容不統一,純粹形式的開放才能不斷引進不同主體的宣述,不斷在宣成項陷入封閉狀態的時候引發改造現狀的契機,甚至保留推翻既成律法,產生革命(大死)的可能。

  如果段譽的不入俗緣包孕、安置了虛竹與蕭峰的入世意義,那麼從暴力與權力的觀點看,虛竹對執法暴力的堅持(以領受少林寺杖責為高點)與蕭峰對制法暴力的駕馭與克服(終結於為反戰而自殺)就各自以不同的方式維持了小說的敘事秩序,沖淡了來自開成性的反秩序衝力,緩和了直接面對毀法暴力的壓迫感。而段譽正處於毀法暴力的核心,是脫序可能性的顯露點:他的故事不但以成為「第一惡人」之子告終,也充滿了各種條理規範的中斷,是敘事層次開成性聚集的所在。小說一開始,他為了不想學武而「罷工」出走,已經顯示他與開成性之間有密切的相關。然後他在劍湖宮失笑打斷別人比武,引出鍾靈、神農幫、靈鳩宮等暴力的更替。接下來是四大惡人使大理國陷入危機、倒收南海鱷神為徒、搞亂段延慶棋局、一場戀愛忽然被新發現的兄妹關係所中斷、為王語嫣失魂落魄、武功時靈時不靈等等,似乎暴力或欲望只要扯上段譽,就會宣而不成,開而難閉;大理皇室常常陷入權力轉換的危機,不是有人造反,就是皇帝要出家,正呼應了段譽處境的多變。這些細節在在顯示段譽雖然「愛心太重,不肯棄子」,但是他那種傾向抹煞自我的盲愛反而可能因為內容應棄未棄,造成過剩,使純粹形式脫落於外,更容易造成宣成項的不穩定。另一方面,小說敘事的進行靠的是俗緣的水平連接、對垂直面向的異質揭顯不得不設立緩衝,以免失去讀者的閱讀興趣;虛竹、蕭峰的對照正是緩衝的一部分。另外,與段譽相關的情節充滿巧合(如「神仙姊姊」幾代的形貌都一樣,段正淳在外生的都是女兒等等),常常打破常情常理,也正是因為敘事安排過度條理化、秩序化,可以補償毀法暴力帶來的不穩定感。最後段譽忽然變成段延慶的兒子,說明段譽最後的福報不能單純的用「傻人有傻福」之類的說法來解釋,而是癖性所至,不得不放棄規矩秩序。也就是說,這部分敘事過程既要放棄常情常理,以無緣慈悲的超離觀點來面對暴力核心,又不能拋棄通俗敘事意義格局的限制,自然只能透過巧合、形式對照等設置來製造意義的分斷與垂直翻轉,在淺顯的層次從俗,在隱密的層次歸真。

  只有這樣看,我們才不會以為用血緣的巧合來解決段延慶的毀法暴力是遷就權力的妥協,維護現狀的馴服,也才不會以為小說雖然反對民族仇恨,卻認為癖性不可溝通的立場是死抱「民族性格」的舊思想。開成性是純粹形式,本來就必須依附內容宣成的層次才能顯現,不可能離開內容,以廣告、文宣、口號、標語的陳述方式直接灌輸。同樣的,任何對權力體制的批判也不可能脫離制法暴力的對抗,甚至也難免有呈現為執法暴力的時刻。所以批判性的檢驗不在內容層次正確性的斤斤計較,而是在能不能維持毀法的可能性,形式上有沒有一個垂直上升的開放點。佛教思想常被視為空寂無為,消極保守,《天龍八部》也常令人產生內斂悲觀的感受。但是就像所有追求絕對與超越的思想,佛教思想自有其飽含革命可能的一面。如果我們能回歸傳奇結構的文類特性,切入更隱密,更超越的層次,我們也可以看到:《天龍八部》乃至金庸的其他小說要打破的,並不僅是師徒不能戀愛、正邪之分不可跨越、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類的文化教條,而是含有對教條背後的,權力的純粹形式的理解與批判。這樣的意義格局已經超出改良生產條件的層次而隱隱指向文化上的「無產階級總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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