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派武俠小說五十年代初在香港登場。篳路藍縷的梁羽生、金庸、和百劍堂主（依首次發表作品的次序）先後在左派報紙的副刊開始其寫作武俠小說的生涯，故香港《大公報》於1956年10月底為他們設一專欄，取名《三劍樓隨筆》，每日一題，不限範圍，由他們三人不定循環次序地各書己見。專欄維持了三個多月，得文八十餘
篇，便無疾而終。
四十年歲月定乾坤，三人之所成判若日月。這事史有定論，不用多說。要說的是三人（特別是日後成就最著的金庸）在寫武俠小說之初，關心的是什麼問題。因為梁羽生和金庸在封筆之前很少現身說法地談論其作品（百劍堂主封筆得早，不必多講），《三劍樓隨筆》應可助理解他們當時讀書和寫作的旨趣究在何處。
一、《三劍樓隨筆》的出版背景和研究狀況
五十年代初期，新派武俠小說崛起香港。作者的才華、作品的風格均大異於三、四十年代在中國大陸流行的武俠小說。
自這段始創時期至金庸和梁羽生（陳文統，1926-）於1972年及1984年先後分別封刀，香港風起雲湧的武俠小說文壇長期由金、梁二人任盟主。他們的作品緊接地連續出版，寫作期間現身說法的解釋則很有限。其中金庸對自己和時人作品的解釋比梁羽生還是少得多。其實，要理解他們開始寫武俠小說時的讀書和著作旨趣，倒是有一份相當現成的資料，那就是本文要析述的《三劍樓隨筆》。
1956年10月22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版登了一段預告：
《三劍樓隨筆》：自梁羽生先生的《龍虎鬥京華》、《草莽龍蛇傳》、《七劍下天山》；金庸先生的《書劍恩仇錄》、《碧血劍》；百劍堂主的《風虎雲龍傳》等武俠小說在本港各報 連載後，大受讀者歡迎，成為武俠小說中一個新的流派。現在我們約得這三位作者給〈大公園〉用另一種筆法撰寫散文隨筆，日內刊出，敬請讀者們注意。──編者
隔了一日，金庸就首先為這系列寫第一篇隨筆。隨後在間有跳期，和三人不按次序登文（未嘗一人連寫兩日）的情形下，刊至1957年1月30日，便無疾而終，得文84篇（每篇之後，均有作者手書簽名）。其中金庸、梁羽生、百劍堂主各寫28篇（最後一篇是百劍堂主拉雜的結語，或不能算是正常的一篇）。
以《三劍樓隨筆》為名的單行本很快便由香港的文宗出版社在1957年5月刊印出來。書籍和報刊性質不同，單行本和見於副刊者確有小別：篇目次序有小異、百劍堂主刪去他認為已失去價值的一篇、若干讀者來函收為附錄、標題偶有改動、各篇之末易手書簽名為（百）、（羽）、（庸）字樣。既然這些改動都是作者在原文脫稿後迅即作出的決定，我們就不必拘泥刊於報章者的純真了。
這八十多篇文章對理解金庸等三人在啟創香港武俠小說文壇時的旨趣十分重要。這點雖夠明顯，但一般研究者因難有檢閱五十年代香港《大公報》的機會，而出版已四十多年的單行本又同樣罕見。2 故此，迄今很可能僅得一篇專題討論《三劍樓隨筆》（且是直接根據副刊版本）的研究文字。3 這篇作者署名為陳永康的文章寫得很不錯。但雖僅發表了一年，卻因刊登在香港的報紙副版，找來一看（即使在香港）並非易事。這些都是在討論《三劍樓隨筆》前，得先弄清楚的。
二、百劍堂主究為何人？
正如《大公報》發表《三劍樓隨筆》前的預告所說的，在香港撰寫武俠小說的風氣始自梁羽生、金庸、百劍堂主三人。
《大公報》開始刊登《三劍樓隨筆》時，梁羽生已刊完《龍虎鬥京華》（《新晚報》〈天方夜譚〉版，1954年1月20日-1954年8月1日）、《塞外奇俠傳》（《週末報》，1954年5月-？），4 和《草莽龍蛇傳》（《新晚報》〈天方夜譚〉版，1954年8月11日-1955年2月5日），以及正在《大公報》〈小說林〉版發表《七劍下天山》（1956年2月15日-1957年 3月31日）；金庸已刊完《書劍恩仇錄》（《新晚報》〈天方夜譚〉版，1955年2月8日-1956年9月5日），和正在《香港商報》〈說月〉版發表《碧血劍》（1956年1月1日-1956年12月31日）；百劍堂主的《風虎雲龍傳》則僅開始發表了幾天（《新晚報》〈天方夜譚〉版，1956年9月9日- 1957年7月29日）。
這樣說來，百劍堂主動筆最晚，出版量也最少。按常理（且不說日後知名度之別），三人中居領導地位者應不是他。實情卻相反。
《三劍樓隨筆》初刊報章時，因分日不按次序地刊登，作者並無名次之別。刊印單行本時，則排名總應有先後之分。按現今的觀念，金、梁、百的排次當是眾無異論的。書的排名卻是百、梁、金。連刊登副刊時和出單行本時的《三劍樓隨筆》五字標題也出自百劍堂主之手（對照簽名即知）。最後的結語（內含報刊和單行本兩版本
分別的解釋），和在單行本書首加的〈正傳之前的閒話〉介紹文字悉由百劍堂主一人執筆。從這些角度去看，說三人同意以百劍堂主為首，應不是臆度之言。
這情形有一可能的解釋，就是百劍堂主年長於金、梁二人（金長梁二歲，分別不算大）。解決之法，還是得先弄清楚百劍堂主是誰。
究竟百劍堂主是誰，不要說一般讀者不知道，連研究者亦多不曉得。
潘亞暾、汪義生的《金庸梁羽生通俗小說欣賞》指百劍堂主為左派報人陳凡（1915-1997）。6 可靠與否，不易判斷。但陳凡有自傳，見劉以鬯主編的《香港文學作家傳略》，傳中列出年月日齊全的誕生日期。（按陳凡的知名度，祇有他本人才說得出來），7 內全不提百劍堂主這筆名和用此筆名寫的《風虎雲龍傳》。在這情形之
下，要指百劍堂主為陳凡，確很難教人信服。
證據還是有的。陳凡在前年（1997）9月29日逝世後幾天，梁羽生在香港《大公報》〈大公園〉版刊一詩追悼，編者亦附加說明：
按：《三劍樓隨筆》係當年由陳凡、梁羽生、 金庸三人輪流執筆撰寫的雜文專欄，膾炙人口，極受歡迎。至此，百劍堂主之為陳凡始不復再有疑問。
百劍堂主的身份雖確定了，但他和他寫的《風虎雲龍傳》在武俠小說史上幾乎無紀錄可言。在近年為數不少，往往頗厚的武俠小說辭典當中，尚未見有任何一種提及百劍堂主或其武俠小說。8 完全不理百劍堂主及其《風虎雲龍傳》，當然是編撰這些辭典者之失。9 擺在眼前的事實還是很簡單。陳凡寫完那本說不上有什麼影響力的《風虎雲龍傳》後，意興闌珊，再不沾手武俠小說了。他以後的成績，除了替香港的左派報紙寫政論外，其他就沒有給讀者留下明顯的印象。
《三劍樓隨筆》不是一本值得獨立研究的書。僅從幫助我們理解武俠小說在香港創始時主要作家的興趣所在這角度去看，此本閒書才有探研的價值。說明了這一點，以下的討論不多講百劍堂主就不用再解釋了。
三、棋話連篇
《三劍樓隨筆》話題很雜，分析起來，不能每樣都講。況且書中不少新聞意味很重的篇章，過了四十多年，早成明日黃花，自可不論。雖則如此，祇要僅以金、梁二人為談論中心，篇章按類歸納，這本書還是不難處理的。
按講的次數而言，書中最突出的話題是棋藝（圍棋和象棋）──梁羽生七篇、金庸三篇（百劍堂主不談棋藝，下遇這種情形，不再註明）。
金庸寫的雖僅為介紹性文字，他已特別指出他在《碧血劍》中如何利用奕棋佈置情節。其實《書劍恩仇錄》早有對棋的描寫了。金庸後續發揮以棋局入稗的手法，在《倚天屠龍記》（1961年）、《天龍八部》（1963-1965年），和《笑傲江湖》（1967年）幾臻化境，雖是後話，串連起來看，該有助於明瞭金庸作為一個小說家的成長過程。
梁羽生的情形則不同。他之於博奕，著迷入痴之程度尤過金庸。雖然他亦以棋局入小說，如《萍蹤俠影錄》（1959年），但他在《三劍樓隨筆》講的棋話卻不易和他寫的小說連起來看。理由很簡單。梁羽生在《三劍樓隨筆》寫的七題棋話，講的僅是當日棋壇（圍棋和象棋）高手如楊官璘、朱劍秋、吳清源（1914- ）、何頌安、王嘉良和他們當時的戰績。金庸棋話三題中，亦有一篇是講吳清源的。13 江山代有才人出
，四十餘年過去了，這些名字所代表的自然大大不同。隨筆應一時興緻與價值觀念而寫，久存性難免受局限。佔了《三劍樓隨筆》幾乎八分之一篇目的棋藝話題，除了有助說明金、梁二人因何以奕入稗外，對分析有關小說書中涉及棋的情節，並不能說有很大的關聯。
與棋並稱的琴、書、畫又如何？這些在金、梁小說中層出不窮，而讀者也百看不厭的技藝，《三劍樓隨筆》全欠奉。有的僅是金庸談香港女水彩畫家李克玲的作品，不必與武俠小說強拉上關係的一篇。
四、數理精微
金庸和梁羽生均以才高八斗，縱橫雜學見稱。他們雖然不在這系列談琴、書和畫，奇招還是有的。其中最教一般治文史者摸不著頭腦的是數學。
《三劍樓隨筆》中，梁羽生和金庸各有一篇發表日期很接近的數學文章。16 梁羽生的一篇還算是一般性的介紹之作，金庸談圓周率則綜引古今，深入淺出，很見功力。早晚會有人在談金、梁小說的技藝時，擴展範圍及於數學的。這兩篇隨筆該有參考價值。
談完圓周率，金庸還在該篇提供一項寫作《書劍恩仇錄》過程的資料。他寫《書劍恩仇錄》時追查過海寧陳家的史事，眾所周知。但一般讀者並沒有他於參考史家孟森（1868-1938）那篇著名遺作〈海寧陳家〉之餘， 還做過不少獨立探究的印象。在這篇講圓周率的隨筆末段，金庸說他追查到與陳家洛父陳世倌同輩的陳世仁（1676-1722）不僅為康熙翰林，更是一個所學有成的數學家，並指出所著《少廣補遺》「一直研究到奇數偶數平方立方的級數和等問題」。金學研究固早精細入微，知見所及似尚無人通過這項資料去證明金庸撰寫《書劍恩仇錄》的艱辛。
五、西方電影和小說的影響
金庸曾從事電影事業，且以電影手法入小說。這雖早是金學領域裡的老生常談，18 讀《三劍樓隨筆》者還是希望在書中能看到有關電影的討論。
金庸不教讀者失望。系列開宗明義的第一篇就是談美國小說家該隱（James M. Cain, 1892-1977）《相思曲》（Serenade, 1937），小說原書和電影改編版的異同。金庸毫不留情地抨擊荷里活電影界的庸俗市場傾向如何向一本文字優美、故事感人的小說作出各種粗暴的任意改動。
這是金庸初撰武俠小說時不滿市場主導文學創作和作品改編的明確表示。這裡帶出一個不在本文討論範圍而早晚該有人試圖回答的問題──金庸撰寫小說與市場需求的關係，特別是由原本改寫為今本時（以及現在再進行別一次修改時）的關係。
討論小說《相思曲》時，金庸一併談及海明威（Ernest Hemmingway, 1899-1961）、費茲路（Francis Scott Fitzerald, 1896-1940）、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幾個他傾心佩服的美國小說家。這樣一來，讀者不難會以為金庸對盛名的美國小說家有偏好，因而教人聯想到此等作家的小說對金庸究竟有何影響的問題。
《三劍樓隨筆》能幫得上忙的例子確有一個，就是點出《倚天屠龍記》的金毛獅謝遜出自梅爾維（Herman Melville, 1819-1891）筆下大白鯨無比敵（書名一樣，Moby Dick, 1851）。原來在《明報》開始發表《倚天屠龍記》（1961年7月6日）前四年半，金庸的腦海中已印上謝遜的形象。
金庸在《三劍樓隨筆》一連用無比敵為題寫過兩次。20 西方文評家對無比敵的詮釋五花八門，理論掛帥，亂套「主義」。金庸依從英國小說家毛姆（W. Somerset Maugham, 1874-1965）的看法，不相信那些解夢式的玩意兒。他相信的是書中表達出來的憤世嫉俗的強烈呼聲，和接近瘋狂的憎恨感與復仇慾，以及模稜兩可的善惡觀念。單說謝遜是無比敵的化身是不夠的，說他是大白鯨和亞海勃船長（Captain Ahab）的混合化身固然較切實情，還不如說金庸在移植的基因上做了一次中國化和真實化的成功實驗。
梁羽生的情形有幾分近似。梁羽生第一次為《三劍樓隨筆》系列寫稿時，就坦然講出一件他樂於承認之事。他說有個中學生讀者看出《七劍下天山》的重要人物凌未風就是英國女作家伏尼契（Ethel Lilian Voynich, 1864-1960）處女作《牛虻》（TheGodfly, 1897）中的十九世紀初義大利革命份子牛虻，並驕傲地承認不單事實確如此，還指出牛虻的化身是一析為二的，由凌未風和易蘭珠（天山七劍客中二人）來分任。
梁羽生點明《牛虻》和《七劍下天山》的關係也不止這一次。差不多十年後，他在那篇故弄玄虛，託名自褒，暗貶金庸，在武俠小說研究史上成為異品的文章裡仍樂書不倦。
國內研究武俠小說史者亦有附和的，把梁羽生的襲用牛虻說成是傳奇性的文壇盛事。
這種美譽，不管是自誇的，還是人封的，確有說明究竟的必要。
《七劍下天山》和《牛虻》的關聯連一個買不起書，要在書店把書讀完的中學生（沒有低估其能耐之意）也看得出來，襲用者之消化不良本不必代辯。可是我們要管的並不是消化程度的問題，而是梁羽生怎會選中一本雖原以英文書寫，在西方文壇卻給人遺忘得幾乎一乾二淨的小說作為模仿的對象？
首先我們應明白，伏尼契及其賴以存名的小說《牛虻》的聲譽絕不如一般中國讀者印象中崇高。其實她是一個《大英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Britannica）〈微知卷〉
（Micropedia）部分不管，連專紀錄世界女作家的辭典如Katharina M. Wilson, et al.,
Women Writers of the Great Britain and Europe: An Encyclopedia (New York: GarlandPublishing Inc., 1997）也不理的愛爾蘭女作家（她的姓不是愛爾蘭姓氏，因她從夫之波蘭姓）。即使是僅以愛爾蘭作家為記述範圍的辭典也有不少撇開她不提。25 她的書不祇《牛虻》一本，但其它的僅能算是在出版史上查考得到紀錄之物而已。
這本遭西方文壇摒棄的小說為何不單會變成梁羽生心愛之書，中國的研究者還可以抄錄若干段落來和《七劍下天山》作比較， 甚至連靠在書店揩油的香港中學生也熟悉？無他，這本小說在西方雖不受歡迎，它之講革命和歌頌愛國情操卻使其成為蘇聯和東歐共產國家的暢銷書。五十年代的中國唯蘇是從，還以為《牛虻》是普及世界的作品，遂於1953年由李俍民譯成中文，印行一百多萬冊，使之頓成為中國人眼中的西方名著。文革以後，此書各種新版本的相繼出現更使其在中國的流通歷久不衰。這雖是後來之事，也足以說明當日梁羽生受假象影響的程度。
就算沒有給假象誤導，梁羽生喜歡政治掛帥的作品也是事實。在《三劍樓隨筆》裡，他有一篇介紹蘇聯小說（讀的應是中譯本）的文章。原來連《鋼鐵是怎樣鍊成的》，那類歌頌共產主義支配的國家萬樣好的作品，他也讀得津津有味！
講完這些，就不難看出五十年代中期的金庸和梁羽生雖同在赤報工作，後者的思想要比前者左得多。至於二人同受西方文學的影響，也有一很明顯的分別。金庸直接讀原書，選擇是自己決定的。梁羽生依靠譯本，選擇是別人圈定的。選擇性質之異是否會影響到接納、消化、運用等方面，續談下去，涉連很廣，就不必在此討論了。
六、《七劍下天山》中的納蘭性德和傅山
武俠小說講過去的故事，讓歷史人物穿插其間，不管他們是要角還是閒角，對增加小說的真實感總有補益。如果金庸和梁羽生在《三劍樓隨筆》解釋一下他們選用的歷史人物，該多理想。
話雖如此，局限性仍難免。《三劍樓隨筆》出爐的時候，金庸和梁羽生已寫和正在發表的武俠小說合共僅六本，涉及的歷史人物不算多。幸而在這本隨筆集內，還是能夠找到兩個配合說明的例子──《七劍下天山》中的納蘭性德（1655-1685）和傅山（1607-1684）。後者在書中的份量比前者重，但在《三劍樓隨筆》中梁羽生僅提供他對納蘭性德的看法。梁羽生為這系列寫了三篇講納蘭性德的隨筆。28 首兩篇講納蘭性德的
生平和推崇他的詞在詞史上的古今獨步，還沒有超越一般文學史事討論的範圍。第三篇就奇了。他解釋《七劍下天山》如何用暗示的手法點明納蘭性德懂武，且武藝不算差，但距離高手的程度甚遠，更無法和他在文學史上的成就相較。這豈非正是梁羽生的讀者夢寐以求的說明！
看見梁羽生談得高興，金庸也加入討論，並開闢一新話題，講納蘭性德好友吳兆騫（1631-1684）因科場事件而充軍新疆的冤獄，以及納蘭和另一摯友顧貞觀（號梁汾，1637-1714）經歷十年設法營救之事。 香港和上海的讀者對這一連串的討論反應熱烈，甚至有爬疏鉤玄，參加探索者。30 這顯然是整本《三劍樓隨筆》談得最起勁，所講最歷久如新的話題。
梁羽生沒有談在《七劍下天山》書中較納蘭性德扮演更重要角色的傅山。倒是百劍堂主越俎代庖，寫了一篇簡介傅山的文字。該文僅說明傅山是明末清初志崇節高的隱士而已，完全沒有交代梁羽生如何配套此歷史人物入《七劍下天山》的情節內。
要明瞭金、梁二人創作武俠小說之初怎樣利用和處理歷史人物，以求達到虛實相配和平衡，《三劍樓隨筆》幫得上點忙。它有梁羽生的例子，但沒有金庸的例子。
利用《三劍樓隨筆》的園地，說明當時已發表的作品，梁羽生比金庸積極。除了解說如何表達出納蘭性德懂武藝外，他還詮釋《七劍下天山》中一段冒浣蓮替桂仲明解夢（兩人均列名天山七劍客），因而助其恢復記憶的故事，是根據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釋夢學說而寫成的。33 這種消息雖屬一鱗半爪，對賞析他的作品還是有「夫子自道」的作用的。
認為《三劍樓隨筆》有助理解梁羽生早期作品的話，還得留意梁羽生和金庸之間有一分別。梁羽生絕大多數作品成於寫作《三劍樓隨筆》之後（後期和前期作品數量的比例為31對4），比例較金庸大多了（金庸的後期前期數量比例為12對2，僅算長篇作品）。《三劍樓隨筆》以後，金庸沒有出版過隨筆集。 梁羽生其後最少有四本個人隨筆集。 若要整體討論梁羽生的小說，這些隨筆集自然不可或缺。這些題外話是有說明的必要的。
七、其他歷史人物的討論
除納蘭性德外，梁羽生還談到玄奘（602-664）。 那是很難以要角形式寫入武俠小說的人物，可以不論。
金庸寫小說，對歷史忠誠交代的執著，和梁羽生一樣強烈。小說初在報紙或期刊發表時，受時空之限，史觀的詮釋和複雜史事的陳述都很難和諧地安插入文內。金庸在七十年代修改原本為今本時，沒有了這些限制，歷史方面的補充話不少就用附錄的方式向讀者交代。這些附錄也給金庸提供了講明他對某些史事有特別觀感的機會。
金庸雖然這樣究心歷史真相，卻沒有在《三劍樓隨筆》裡講及《書劍恩仇錄》和《碧血劍》兩書中的歷史人物。那麼他有沒有談到以後續寫各書中的歷史人物？這顯然是喜讀金庸小說者關心的問題。
按人物的先後年代，金庸在《三劍樓隨筆》談到兩組歷史人物：
(一)馬援（前14-後49）、漢光武帝劉秀，和在交趾起義而被馬援剿殺的二徵王（徵側、徵貳兩姊妹）。
(二)郭子儀（697-781）、唐代宗李俶、沈后、昇平公主（打金枝故事的女主角）。
兩者都可以構思為曲折離奇的故事。但金庸從未採用漢唐為武俠小說的時代背景，已封之刀也不會啟封，難道他對這兩題材的喜愛就真的沒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
這事涉及一個金庸和梁羽生共同的情況。他們都想在再執筆創作時寫歷史小說。
梁羽生的計劃似較易實現。梁羽生在未入嶺南大學念經濟前（1949年畢業）已師事太平天國史家簡又文（1896-1979）。 他以太平天國為題寫歷史小說是理所當然之事。外界報導說他遷居澳洲後，已於1990年開始潛心寫太平天國歷史小說。 消息如屬真，這本小說或者已快脫稿了。
金庸的情形沒有這樣明顯。金庸社交繁忙，且又開始再修改全部作品，刊為線裝本的繁重工作， 能否分暇撰寫從未嘗試過的歷史小說，不能不說是疑問。假如確動筆寫歷史小說，會否自馬援和郭子儀兩題選一？讀過《三劍樓隨筆》的大多會提出此問題。這問題別人是不能代金庸回答的。
八、結語
寫《三劍樓隨筆》的時候，金庸和梁羽生僅發表了以後全部武俠小說作品的一小部分。況且這些選題隨意，長度受制，還要照顧話題的多元性、可讀性和時事性的短文，基本上不是為詮釋已刊的武俠小說而寫的。雖然書中確有為提供這種詮釋而寫的文章，數目畢竟不多。那幾個刻意為自己的武俠小說加註的例子也全是梁羽生的，金庸沒有這樣直接的說明。從這角度去看，《三劍樓隨筆》的史料價值是有限的，零碎的。
從另一角度去看，金庸、梁羽生二人寫作武俠小說的時期不算短，期間發表的現身說法之言卻量少質稀（最具實質的還是梁羽生那篇別有用心的託名之作）。《三劍樓隨筆》直接講武俠小說的地方雖不多，但對理解金、梁二人在五十年代中期讀書和寫作的旨趣，幫助不少。這本隨筆集的價值不該僅是羽片吉光而已。
註釋
1 雖然新派武俠小說是五十年代港臺文壇新興的寵兒，作品既均與舊派武俠小說有別，且有共通特徵，但兩地早期的發展鮮有影響性的關連。發展過程當中，最廣為人誤解的一點是新派武俠小說始自香港。其實按發展次序而言，是臺先港後，故不論推舉那一位香港作家為新派武俠小說之祖（指工作發軔期，不是指影響力），都是錯誤的說法；見曹正文，《中國俠文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頁129（此書另有繁體字1997年臺灣重排本）。新派武俠小說在香港的出現雖較臺灣稍遲，但因為兩地基本上是獨立發展，故當其發軔，仍可說崛起香港。
2 此書雖有1988年臺灣風雲時代出版公司影印本，但流通極有限。1997年上海學林出版社亦曾以簡體字重新排版刊行，流通情形似已有改進。這些複本都不加出版說明，也不交代百劍堂主是誰。
3 陳永康，〈金庸、梁羽生、百劍堂主〉，《東方日報》〈G版〉， 1997年10月3日-11日。
4 《塞外奇俠傳》的詳細撰期，待找到《週末報》原物始能確實。此書複雜的撰期問題，現在還是可以解決若干的。梁羽生，〈與武俠小說的不解緣〉，收入劉紹銘、陳永明編，《武俠小說論卷》下冊（香港：明河社，1998），頁676-702，內所含附錄〈梁羽生作品初次發表日期〉，頁696，說此書初見《週末報》之日期為「1954年5月-？」。作者自記，紀錄應夠準確才對（這張作品初刊日期表聲明是按劉文良所提供的資料而編成的，且表中復有別的作品說不出原刊日期，可見連梁羽生本人都沒有保留足夠的原刊資料）。這本小說的撰期尚有一說。羅立群，《開創新派的宗師：梁羽生小說藝術談》（上海：學林出版社，1996），頁192，說是「約1957-1958之交」刊於《週末報》的。羅書另有書名易導人誤以為別為一書之繁體字臺灣重排本：《梁羽生小說藝術世界》（臺北：知書房出版社，1997）。按此說，《塞外奇俠傳》撰寫時，《三劍樓隨筆》系列早已結束了。另外，《大公報》〈大公園〉版的編輯在推介《三劍樓隨筆》時也沒有提《塞外奇俠傳》。這和羅說合起來看，就似證明《塞外奇俠傳》是後出之作。事實卻不然。《塞外奇俠傳》和《七劍下天山》的故事是前後相連的。怎會先寫後集，然後才補撰前集？因此，梁羽生在寫《三劍樓隨筆》前所撰小說應包括《塞外奇俠傳》。這樣說來，難道羅立群根本沒有看過《塞外奇俠傳》？糊塗之例，還有一個。韓雲波，《俠林玄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頁167-168，說《草莽龍蛇傳》和《塞外奇俠傳》之間，還有一本《白髮魔女傳》。把梁羽生
的第六本小說（《新晚報》〈天方夜譚〉版，1957年8月5日-1958年9月8日）算是他的第三本小說，還把《塞外奇俠傳》和《草莽龍蛇傳》的次序顛倒過來，掌握信息差勁的程度可以想見。
5 出版得重重複複的金庸傳記，不時提及金庸參加撰寫《三劍樓隨筆》之事。但檢及到的都說不出百劍堂主是誰。冷夏（鄭祖貴），《金庸傳》（香港：明報出版有限公司，1994），雖為與金庸有關係的機構之刊物，不無「官書」的意味，在頁62-64屢次講次百劍堂主，卻始終點不出他的本名，便是一例。至於此書之「官書」程度，見列孚，〈《金庸傳》引發爭議〉，《聯合報》〈讀書人〉，1998年11月2日。另一例就是唯一撰寫《三劍樓隨筆》專題研究的陳文康。他承認不知道百劍堂主是誰，還斬釘截鐵地說沒有追查的必要；見其〈金庸、梁羽生、百劍堂主掋〉，《東方日報》〈G版〉，1997年10月3日。
6 潘亞暾、汪義生，《金庸梁羽生通俗小說欣賞》（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3），頁276、282。
7 參見劉以鬯主編的《香港文學作家傳略》（香港：市政局公共圖書館， 1996），頁601。
8 查檢過的辭典，包括胡文彬主編，《中國武俠小說辭典》（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2）；寧宗一主編，《中國武俠小說鑒賞辭典》（北京：國際文化出版社，1992）；劉新風、陳墨等，《中國現代武俠小說鑒賞辭典》（北京：中國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溫子健主編，《武俠小說鑒賞大典》（桂林：漓江出版社，1994）。
9 《風虎雲龍傳》在《新晚報》刊完後，還有香港三育圖書公司的四冊單行本（1957-1960）。
辭典求全務準，不以褒貶定取捨。就算那些辭典編者以資訊不足為自辯之辭，但香港左派文人刊書而不為大陸學界所留意，始終是具反諷意味之事。
10金庸，〈圍棋雜說〉（1956年11月7日），頁33-35（前者為原見《大公報》的日期，後者為單行本的頁數。為省篇幅，倘收入單行本時，題目有別，亦不註明。下同）。
11無端，〈圍棋與金庸的武俠小說〉，收入餘子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伍）》（臺北：遠景出版公司，1986），頁33-44；溫瑞安，《天龍八部欣賞舉隅》（臺北：遠景出版公司，1986），頁79-88；陳墨，《技藝金庸》（臺北：雲龍出版社，1997），頁67-83。
12梁羽生，〈閒話楊朱一局棋〉（1956年11月1日），頁20-22；〈談楊官璘的殘棋〉（1956年11月11日），頁48-50；〈圍棋聖手吳清源〉（1956年11月29日），頁82-85；〈棋壇歷史開新頁：寫在全國象棋大比賽之前〉（1956年12月13日）〔增附錄〕），頁111-113；〈縱談南北棋壇〉（1956年12月23日），頁132-134；〈永留佳話在棋壇：談何頌安「歷史性的一局棋」〉（1956年12月30日），頁145-147；〈談棋手的實力〉（1957年1月3日，頁149-152）。
13金庸，〈歷史性的一局棋〉（1956年12月8日），頁101-104。
14金庸，〈看李克玲的畫〉（1956年10月27日），頁10-12。
15陳墨在《技藝金庸》書中，談論金庸小說中的醫、詩、琴、棋等十項技藝，方志遠，《彈指驚雷俠客行：港派新武俠小說面面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頁311-355，綜論金庸、梁羽生小說中的琴、棋、書、酒、花五趣，均不提數學，可以為例。
16梁羽生，〈數學與邏輯〉（1957年1月17日），頁180-181；金庸，〈圓周率的推算〉（1957年1月22日），頁191-194。
17孟森此作雖實為一般長度的論文，但1948年以遺著形式首次發表時，北京大學出版部是印為單行本刊售的，並列之為《國立北京大學五十週年紀念論文集》內文學院第一種。其後此文收入好幾種合刊，如孟森，《清代史》（臺北：正中書局，1960），頁511-532；孟森，《明清史論著集刊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318-348。
18最近一例為嚴家炎，〈金庸談讀書及小說、電影寫作〉，《明報月刊》，33：12（1998年12月），頁34-35。
19金庸，〈《相思曲》與小說〉（1956年10月24日），頁2-5。
20金庸，〈無比敵有什麼意義？〉（1956年12月1日），頁88-93；〈無比敵有什麼好處？〉（1956年12月5日），頁93-96。
21這點吳靄儀，《金庸小說的男子》（香港：明窗出版社，1989），頁82-88，有很漂亮的分析。
22梁羽生，〈凌未風、易蘭珠、牛虻〉（1956年10月25日），頁5-8。此文近收入梁羽生，《筆花六照》（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99），頁
50-52。
23佟碩之，〈新派武俠小說兩大名家：金庸梁羽生合論〉，《海光文藝》，1966年1月號（創刊號），頁4-6。此文在《海光文藝》連刊三期，其措辭顯欲令讀者以為是最先約梁羽生、金庸、百劍堂主在《新晚報》發表武俠小說的羅孚所寫，實則文出梁羽生之手。此文雖屢經轉載，但遇到這種情形，為了鎖定原作日期和保證文字無誤，還是應參據原版。
24最明顯之例為羅立群，《開創新派的宗師》，書中有一章標明以〈天山劍客有牛虻〉為題，頁96-108。但不知羅立群看過《三劍樓隨筆》沒有？梁羽生說牛虻化身為凌未風和易蘭珠，他卻說除凌未風外，書中還有劉郁芳和韓志邦二人是牛虻的化身。如果梁羽生和羅立群所說都對，牛虻在《七劍下天山》豈非一化為四了！
25提及她的愛爾蘭作家辭典當然有，不提她的還是不少，例如Alexander G. Gonzalez, Modern
Irish Writers: A Bio-Critical Source Book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67);
Anne M. Brady and Brian Cleeve,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Irish Writer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5)，都不覺得有為她存紀錄的必要。至於西方文評家對她的研究，值得一提者恐怕僅得一篇四十多年前發表的短文：Arnold Kettle, "E. L. Voynich:A Forgotten English Novelist," Essays in
Criticism, 7:2 (April 1957), pp.163-174.
26如羅立群，《開創新派的宗師》，頁102-106，所抄錄者。
27梁羽生，〈讀蘇聯的小說〉（1957年1月24日），頁196-199。
28梁羽生，〈才華絕代的納蘭詞〉（1956年10月28日），頁13-15；〈翩翩濁世佳公子、富貴功名總等聞：再談容若的詞〉（1956年11月4日），頁28-30；〈納蘭容若的武藝〉（1956年11月8日），頁35-37。
29金庸，〈顧梁汾賦贖命詞〉（1956年11月10日），頁41-43。
30《三劍樓隨筆》，頁43-47，所收的兩篇讀者來函均很有份量。
31百劍堂主，〈傅青主不武而俠〉（1957年1月23日），頁194-196。
32陳永康評百劍堂主在《三劍樓隨筆》所寫諸文為祇知搜集資料，左抄右湊，而無個人觀點，並非虛言；見其〈金庸、梁羽生、百劍堂主（二），《東方日報》〈G版〉，1997年10月4日。
33梁羽生，〈夢的化裝〉（1956年11月22日），頁72-74。
34金庸有一本社論集，《香港的前途》（香港：明報有限公司，1984），那是另一回事。
35梁羽生的四本隨筆集為《筆、劍、書》（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85）；《筆不花雜記》（廣州：花城出版社，1986）；《筆不花》（香港：三聯書店，1989）；以及本文註22所列的新刊隨筆集《筆花六照》。
36梁羽生，〈辯才無礙說玄奘〉（1956年12月6日），頁96-98。
37〈康熙朝的機密奏摺〉，收入《鹿鼎記》；〈袁崇煥評傳〉，收入《碧血劍》；〈卅三劍俠圖〉，收入《俠客行》；〈成吉思汗家族〉、〈關於全真教〉，收入《射鵰英雄傳》。其中也有早已發表，並非為修訂本而寫的，如〈卅三劍俠圖〉原刊於1970年1-2月的《明報晚報》。
38金庸，〈馬援見漢光武〉（1956年11月24日），頁75-77；〈馬援與二徵王〉（1956年11月28日），頁79-81。
39金庸，〈郭子儀的故事〉（1956年11月17日），頁61-64；〈代宗、沈后、昇平公主〉（1956年11月21日），頁69-72。
40金庸在封刀以後，經常講及倘再寫小說，當寫歷史小說。其中一例為林翠芬紀錄，〈金庸談武俠小說〉，《明報月刊》，30：1（1995.1），頁51-53。
41費勇、鍾曉毅，《梁羽生傳奇》（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頁6-8。
42潘亞暾、汪義生，《金庸梁羽生通俗小說欣賞》，頁286。
43金庸，〈小說創作的幾點思考〉，《明報月刊》，33：8（1998.8），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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