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在謀而不在勇──女諸葛勝武諸葛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

  將者即指揮官,須具備聰明才智、信賞必罰、仁民愛物、勇敢果斷、治軍嚴明。

  孫子對將領的要求,勇猛並非第一要素,正如俗話所說「將在謀而不在勇」。他心中的排序是智、信、仁、勇、嚴,智力反應才是將者第一要務。

智──

   《射鵰》中的黃蓉,且不論讀者對她評價如何,她二次用計活捉歐陽鋒;空降大軍於撒麻爾罕城;華山二次論劍逼瘋西毒;托雷領軍進逼襄陽,黃蓉先用古人「弦高犒師」緩兵,繼而假傳聖旨領軍出城,又用空城計嚇退托雷……,一連串的快速反應及用計,真乃大智大謀。有女諸葛黃蓉為軍師,難怪襄陽城能屹立於蒙古鐵騎前數十年而不搖。

  另一位有諸葛之名的,便是《書劍恩仇錄》裡的武諸葛徐天宏。但此人雖有諸葛之名,卻無諸葛之智,只能做反面教材。

  紅花會的主旨乃反滿興漢,會眾有七萬之眾,當時清廷正在西北回疆用兵,回疆大軍正可為其後援。但徐天宏之智,只堪用在激怒王維揚與張召重火拚、逼龍駿交出解藥等等,陳家洛西湖會乾隆,他不但不阻止,甚至把紅花會的實力公然顯現在乾隆面前,不知「能而示之不用,用而且知不用」的道理。除了劫西征大軍的糧草賑災、斷了清軍糧源以助回疆一事還算有點可取之外,真正決定紅花會及回疆命運的時機,卻拿不出長遠的對策,紅花會眾人最後也只能隱居邊陲。

信──

  在《天龍八部》中,遼主耶律洪基在敉平楚王父子叛變之後,信守諾言,對於附逆官兵一概不加追究,只誅殺了楚王屬下二十餘名創議為叛的首惡,穩定了當時遼國內部,此即信用的最高表現。《神鵰俠侶》中,忽必烈斬鄂爾多,又以陣亡之例撫恤,斬是因為鄂爾多誇郭靖厲害,動搖軍心;賞是因其奮勇登城,力戰至最後一人。如此信賞必罰,無怪蒙古鐵騎能無敵於天下。

仁──

  《天龍八部》中,蕭峰禁止遼軍打草榖、遼宋邊界禁獵,以防發生事端,又勸遼帝不可興兵,甚至以死相諫,真乃仁義之士。兵戰兇危,遼國雖說兵強將勇,可是北有女真,而西夏動向不明,直如二次大戰時的德國,有三面開戰的危險(正史中遼國滅亡亦是挨了兩面作戰──宋金同盟)。蕭峰以仁為出發點,但從軍事觀點來看,遼宋止戰,實利於遼。

   「仁」是戰略與大目標。如皇太極訂定入主中原後的大計:
  皇太極道:「南朝所以流寇四起,說來說去,也只是一個道理,就是老百姓沒飯吃。咱們得了南朝江山,等一件大事,就是要讓天下百姓人人有飯吃……」

  《鹿鼎記》中,順治要康熙對天下百姓好,更須將「永不加賦」牢記在心。如此仁民愛物,百姓生活安康,自然不會造反,大清得享二百六十餘年江山,以非漢族統治者算是最長久的。

  反之,即「宋襄公之仁」、楚霸王的「婦人之仁」。《鹿鼎記》裡,韋小寶屢放鄭克塽,以致後來師父陳近南在通吃島為鄭克塽所殺,只因聽了天地會眾人勸說,不能讓總舵主有「弒主」之名。韋小寶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以清廷之名,鄭氏就是敵方,無論在柳江有張康年等人、在揚州有各地方官,為何不借清兵之手呢?可惜!一念之差。這種仁義,不足取。

勇──

  金庸小說中,勇冠三軍、武功高強者不乏其人;但虎暴馮河、匹夫之勇者也是有的。

  《射鵰》第二回,江南七怪、焦木和尚在醉仙樓會丘處機,比喝酒比功夫,全勇不可當,但卻錯失第一時間,以致七怪要遠赴大漠尋李萍母子,而楊康則在金國趙王府成長,成年後因貪戀富貴而身亡。第34回煙雨樓之約,柯鎮惡、郭靖死纏黃藥師,且不說五怪死因不明,單憑東邪武功,二人已經不敵,郭靖不另請高強幫手,也不花時間去練九陰真經,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嘛。若非黃蓉計激郭靖先向殺父仇人完顏洪烈出手,否則勇則勇矣,只怕黃藥師手下又添冤魂。

嚴──

  《碧血劍》袁承志山東錦陽關大戰清兵,部屬全是烏合之眾,雖佔地利,卻只小勝,氣得袁崇煥舊部孫仲壽連聲嘆氣:「當年袁公帶兵,部下若是這般不聽號令,自行殺敵,所有大將一個個都非給袁公請出尚方寶劍斬了不可。」當時如清軍統帥阿巴泰捲土重來,則這位七省盟主手下兵非敗不可。軍法不嚴,軍紀蕩然。

  〈袁崇煥評傳〉一文,就曾提及明清交鋒的三個大戰,明軍兵多,武器先進(有火器大砲),然三戰皆敗,就在於指揮不當,軍務廢馳。袁崇煥上任即整飭軍紀,發現一名校官虛報兵額、吞沒糧餉,當即將他殺了。
另一個對比例子是,鐵木真統軍練兵,甚至教育兒子都嚴峻之極,蒙古鐵騎因而所向無敵;反觀金兵,雖人強馬壯,兵甲犀利,卻貪圖逸樂,勝敗之機早在此時奠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