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了,與金庸相遇的青春
文/彭蕙仙 2005年9月22日

   魯迅說:「不悔少作。」杜甫說:「新詩改罷自長吟。」一個作家到底該不該改動自己的作品?金庸一再修改舊作,形成兩派極端的意見,一派認為,作品是作家的資產,作家自當有權利「與時俱進」;另一派則認為,下好離手,作品已成為具獨立生命的文本,連作家亦不得再行干預。

  在華人世界,金庸的小說早已不只是作品,而是世代的記憶,甚至於是一個溝通的平台。在苦悶的成長歲月,在忙亂的朝九晚五生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是少數我們會重複再三的安慰與出口。很難想像,在華人的世界裡,還可以再出現第二個金庸,因為他出現在對文字還有渴望的年代,出現在政治封閉的時代,讀者與作者需要大量以虛寫實、借喻抒情,武俠世界本來就是中國人靈魂的桃花源,金庸的小說人物性格極端,命運多變,不見得全數通得過理性,卻尤有避秦之功。

  金庸從一個作家變成一個產業,也要感謝他是出現在文字與影視媒體剛好接力服務閱聽人的年代,文本的多元演化,創造出不斷閱讀與再製的可能。其他的武俠作品,沒有這樣的天時地利,規模也就遠遠不及了。

  然而,也就是這樣的集體性所形成的公共性,使得金庸筆下的人物早已脫離作品,甚至也脫離作者,成為一個一個象徵,一如金庸自己說,十六部小說,一千多個人物,他已經寫到頂了,很難再寫出不一樣的人物出來。金庸的小說也為我們定義了足以理解自己與大千世界的範疇,標舉出能夠引發集體會心的人物典型──論到同樣一個「癡心」,楊過無悔型的癡,段譽白目型的癡,喬峰悲愴型的癡,層次便有不同,但你不會不懂我說的是什麼。一個人物代替千言萬語,一部小說抵過跌宕人生,這個工程是作者、是讀者,也是時間所共同完成的,缺一不可,真是缺一不可。

  小說在作家心裡也許仍有著延續的生命,但是若改動得太多了,這樣的建構過程或許終將出現讓人挫折的分岐──你是四年級、五年級,還是六年級、七年級?這個問題今後可以有新的問法:段譽、王語嫣之前送作堆,後來兩分飛,你是讀哪一版的?記憶,終於要斷裂了。再見了,同一梯的;再見了,與金庸相遇的原汁青春……

本文經作者同意,轉載自94.9.22《中國時報》話題版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