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劍」生涯──與金庸深情對話

(轉載自《讀者文摘》二○○一年十二月號)

  香港著名作家陶傑應本刊委託專訪金庸(原名查良鏞),請他談談人生世情、他的武俠小說、對「一國兩制」的看法。金庸更透露了一件鮮為人知的事──當年周恩來的助手喬冠華曾勸他加入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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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半世紀以來,海外華人知識分子事業家,以金庸為第一人。金庸早年加入《大公報》,後來創辦《明報》,既是報人,又是作家:右手寫武俠小說,走進中國湮遠的俠客世界,訴說英雄氣及兒女情;左手寫報紙社論,評論風雲澎湃的國際時事,揮灑千秋筆與書生意。今天金庸已離開了《明報》,遨遊九州,神馳四海,享受逍遙自在的退休生活。

  金庸談起少年事,一開口還是浙江海寧的家鄉話。吳儂軟語,像一塊古墨在一缽水堣げ},三分柔糯,七分輕淡。今天,全世界各地許多華人都讀過他的文字,卻不一定走得進他話語中那個模糊不清、恍如殘夢的中國。

  查家世代書香,是杭州、上海一帶有名望的大宅府,清朝時就已是入則翰林院出則詹事府的貴族。金庸自己也是高材生,然而讀書時代很不安分。年輕的金庸嚮往自由,被開除過一次,又退學一次,說到底卻是拜一副「俠義心腸」所賜。

  金庸:我本來在浙江嘉興中學讀書,但是我們學校堛滌V導主任很不講理,同學都不喜歡他。我那時候叛逆心特別強,最痛恨不合理的事情。有些男同學和女同學經常來往,也不是戀愛,不過是親密一點,就給開除。還有同學在休息時間下下圍棋,訓導主任也不許,還把圍棋沒收。大家都敢怒不敢言,於是我在校刊上寫了篇文章諷刺訓導主任,結果他把我開除了。不過我們校長是用退學名義讓我走的,並寫信轉介我去衢州讀高中三年級。

  天將降大任於是人,這是少年金庸平生第一個挫折。但這位開除他的校長,後來竟成了他一生最崇敬的人。

  金庸:校長張印通先生一直對我特別好,後來我再回大陸,和幾個同學一起為他造了尊銅像,是我題的字。我讀書時的學校現在變成嘉興市第一中學。張校長一直對我很溫和,不過那個霸道的訓導主任一定要趕我走,這也叫無可奈何。校長曾留學日本,是讀書人,而那個訓導主任卻是國民黨派來的。

  中學畢業後,金庸考取重慶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後來許多人都以為少年金庸的素志是當外交官。

  金庸:這倒不見得。我讀外交系,並不是要做外交官,而是因為我從小就愛看外國名著,對英文很有興趣,所以我報考其他學校也都是外文系。那時許多中國人都很想到外面去看看,而做普通工作很少有機會出國,外交人員卻不同,即使是普通職員也能有機會出國。再加上這所學校的外交系很難考,我卻偏喜歡向困難挑戰,所幸中英文都考得不錯,所以考上了。

  可是金庸不久又退學了。他自嘲在中央政治學校讀書的惟一好處就是方便,免受家庭約束。那學校是國民黨訓練幹部的地方,衣食住行樣樣供應,以致他跟家庭幾乎斷絕了,可以擅自離校。

  金庸:其實我當時也考取了中央大學、西南聯大和四川大學的外文系,但是經濟上負擔不起,而中央政治學校不收費,我便去了。在這所訓練幹部的學校裡,學生多對國民黨很忠心,有些守舊的學生甚至會把一些思想比較開明的同學拉到台上去打。我看了很氣憤,就去找訓導主任辯理,主任反把我罵一頓,說我多管閒事,還說這些打人的同學是見義勇為,打的是異黨分子。我說,就算不喜歡異見者,要打人也要講證據,況且不能這樣公開侮辱同學。但是我人微言輕,終究說不通,就離開了。

  命運有時教人多番折騰,金庸與外交,始終有些似斷還續的緣分。

  金庸:當年外交部顧問梅汝璈到香港來,他看到我寫的國際法文章,覺得我可以幫他做些研究工作,查考資料文獻、法律條文等等,便請我去做助手。當時喬冠華任職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是周恩來的助手。喬冠華曾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所以我和他很熟。

  中共外交部非常嚴格,要查究家庭背景,發現我的「家庭出身」不合適,喬冠華便叫我到中國人民大學去學習,目的是「思想改造」。喬冠華對我很好,他跟我說,西方國際法沒什麼用,應學蘇聯那一套。但我說聯合國開會還是用英美那一套,所以沒有聽他的。他又說,如果我真心「為人民服務」,一定要入黨,否則永遠只能當個小職員。但我不願受拘束,怕一入黨就沒自由了。當時我是很擁護共產黨的,可是怕黨的「鐵的紀律」,經過一番思想鬥爭,我還是回香港了。

  金庸曾目睹中國不少優美的傳統價值觀一一崩潰,在書桌上向古遠的中國奉上心底一瓣清香。

  金庸:我寫武俠小說,主題是寫俠義精神,因為這是中國傳統價值觀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外國人從來都沒有,而現在的中國人也逐漸忘掉了。傳統以來中國人交朋友的精神,不僅是信,更主要的是義。而義,就是一種深情,俠義便是古代社會的道德;相對而言,西方人做朋友有合約式的精神,要遵守契約,有時連家人也沒情面可講,這便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道德。中西對比,無所謂孰優孰劣,不同的社會形態,有不同的價值觀。商業社會,當然要講契約,要不就亂套了;而中國以前是儒家哲學的社會,特別重視人品。

  金庸筆下的好男兒真英雄,像喬峰、楊過,都必是至情至性,愛情上堅貞熱烈,斷不能如殺嫂殺妾的武松、宋江之流。

  金庸:我是生來就感情豐富吧,小時候還特別衝動。雖然每個人年輕時都是這樣,我的脾氣卻始終如一。我對愛情的看法,從年輕到現在也沒什麼改變:最理想的,是一見鍾情並締結連理,然後一直愛下去,可惜只能是理想。現實生活需要婚姻制度,可惜那總讓愛情走樣,不過是人為的勉強結合,一種妥協。

  金庸最推崇中共已故元老鄧小平,認為他是郭靖般的英雄人物。

  金庸:鄧小平有魄力、有遠見,在中國推行改革開放路線,推翻了以前不合理的制度,令人佩服。真正的英雄,並不取決於他打下多少江山,要看他能不能為人民百姓帶來幸福。

  金庸辦《明報》,是為了繼承從前《大公報》以知識理性為主的風格,而且他始終相信,中國未來必會自由富強。

  金庸:以前的《大公報》,反映當時知識分子的思想,的確是《明報》的模範。但《大公報》後來轉而親共產黨,而《明報》是沒有任何政治背景的。辦《明報》,就是憑此鴷薔D自由的嚮往。說到這一點,就不得不提我景仰的英國哲學家羅素;講人權自由,一定要知道羅素的解釋。

  一說起民主自由,金庸又回到了血氣方剛的青年時代,尤其是中國海峽兩岸的政治現狀,時刻縈繞在心。中國是不是可以像美國一樣實行邦聯制,藉此化解統一的難題?

  金庸:我覺得台灣現在的民主發展有些不切實際。我認為不必執什麼直接民主、全民投票的規條。「一國兩制」其實和邦聯制沒兩樣,而且以現在的條件,賦予台灣的自主權更大。「一國兩制」底下,台灣可以擁有自己的軍隊,自己選領導人,又不必向中央政府繳稅。不過話說回來,台灣不大相信大陸提出的「一國兩制」,因為共產黨以前失信於民,紀錄太差。主要是毛澤東在反右和文革時,搞引蛇出洞那套「陽謀」,欺騙人民,現在再補救,當然比較困難,但已漸有進步。

  過去的創痛雖巨,今天的中國仍然活躍。昔日和現在的金庸,都相信中國有一個美好的未來。

  金庸:我對中國的前途基本樂觀,比較悲觀的是他們是否有決心解決貪污腐敗的問題。如果下定決心解決,中國將來是很可為的。中國將來解決了貪污腐敗問題,就是世界經濟中一股穩定、先進的力量。中國文化其中一個主題是人與人的和諧關係;中國不會向外侵略,而是藉文化影響,令周邊向自己靠攏,同化之後就變成一個大一統國家;不像羅馬帝國那樣,四出侵略,一旦崩潰就四分五裂。所以中國不容易崩潰,分久必合,中國人的習慣還是大家聚在一起就感覺好些。

  金庸最喜愛看哪一本書?

  金庸:《資治通鑑》。我讀《資治通鑑》幾十年,一面看,一面研究。這部書分析中國的發展,論述什麼對老百姓好,什麼對國家不好。還有一部古書《鹽鐵論》,研究的是老百姓生計、藏富於民之道,也是一本很有智慧的書。

  金庸夫妻之間相處,也是講國家大事,還是閒話兩句?

  金庸:夫妻之間是生活溝通,而不是思想研討,想避免衝突就少說為妙。夫妻之間不一定要興趣相投,而是雙方留點兒白,彼此都有自己的空間。我太太喜歡澳洲,但我不喜歡,因為澳洲人的口音太難聽,他們的文化也引不起我景仰之心。但澳洲人很友善,這一點又比英國人好多了。我看的英國書多,受那邊大學的影響也深。我也喜歡法國、義大利,每次去這些國家就去瞻仰古跡,這種心情又跟我回中國大陸一樣。但中國文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有如血管中流的血,永遠分不開的。